其四，逆回购常态化有利于培养新的基准利率体系，长远看是加快利率市场化之举。

但是到头来要么是对强大的政治现实的学理认证，要么就是空疏的自说自话的宏大叙事。其理论基础是"'参与'（如多元利益表达层面）、'竞争'（如二元政策竞争层面）和'共识'（如一元价值整合层面）三个功能层面的有机结合。

6.张千帆在2011年出版的两本专著就主张地方自治，认为目前的中央集权体制有极大弊端。未来的研究需要在主体的广泛性、方法的多元化以及内容的前瞻性和论证精细化等方面不断完善。总之，各类思想在中国当下激烈交锋，形成了左中右阵营，各种方案和建议涌现，令人有扑朔迷离之感，这些都为把握相关研究带来了较大困难。2005年10月19日，中国政府发布《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白皮书，白皮书分符合国情的选择、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城乡基层民主、尊重和保障人权、中国共产党民主执政、政府民主、司法民主十大部分。[39]蔡定剑认为，2002年以后，以公民社会的出现为迹象，公民的维权推动着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进程。

"二阶段说"以1989年为界，认为前期在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选举制度、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度建设、地方自治、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等方面取得了一系列成就。党内民主的核心与难点是监督和限制"一把手"的权力，形成一种权力分享和制衡机制，并理顺党和政府的关系。可见，扩大内需，不仅是中国经济结构改善和长期增长的需要，也是推动亚洲经济一体化、增加亚洲各国对中国经济依存度、提升中国在亚洲经济中的战略优势的重要手段。

如果中日全面开打经济和贸易战，中国有几成胜算?标准答案其实很难找到。这很像美国在美洲的角色。殊不知，赶出日本在华企业造成日资损失的同时，也会令数以百万计的中国员工失业、相关中国企业受损。如果亚洲经贸一体化程度提高，亚洲内部贸易占其国际贸易的比例能够达到欧盟的程度，在上述相对GDP规模和总进出口依存度不变的情况下，中国对日本的出口占中国GDP的比例将达4%，日本对中国的出口占日本GDP的比例将达14%。

就是说，中国的名义美元GDP增速比日本高出16个百分点。可见，只要中国充分挖掘经济和贸易增长潜力，在未来中日经贸较量中，中国有可能获得四倍于日本的经济战略优势。

2011年中国对日本出口1483亿美元，约占中国当年GDP2%，日本对中国出口1620亿美元，约占日本当年GDP2.7%。考虑到日本等国可以将工厂搬离中国，它们对中国的中间产品出口，也可以随之转移到其他国家，中国对亚洲各国的经济战略优势将会受到较大影响。未来中国经济的成长，很难再依靠出口的快速增长，而要依靠国内需求的持续扩大企业应该把握住这一点。

所有这些基本上要由市场来提供，所有措施要以这个来衡量，政府就一定要弄清楚自己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其实，不管是哪一个行业，只要是能够提高效率，都是实现经济增长模式转变的重要内容。在制定十一五规划的时候曾经考虑过，提高效率、转变增长模式有几个方面的路径，其中有一些东西被大众所接受，但有一些东西被忽略了。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

过去政府总是把它认定的最好的企业扶着，叫慈父主义。只要能够提高效率，不在多少，不在高低，只要能够提高效率、提高附加值、提高盈利率，就是实现我们的增长模式的转变。

最近一年多以来，政府加强了自己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中的作用，取得了一些效果，可是效率太低，成本太高。第一，其实这是害了企业。

进入 吴敬琏 的专栏 进入专题： 慈父主义 。一定要按照科技大会所定下来的指导思想，企业才是技术创新的主体，政府不是主体。要为企业搭好舞台无疑，政府在改革和发展中都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在中国，政府手中还是掌握了大量资源。但这时候常常忘记了本质在于提高效率，在于依靠索洛余量(即TFP，全要素生产率)，而效率的提高不一定表现为革命性的技术发明。第一是为创新提供压力，第二是为创新提供动力，第三是为创新提供能力。我一再引用里根总统时期的美国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波什教授的一句话——不管是硅芯片还是土豆片，只要能赚钱就是好片。

第四是要让他有能力，他自己负责能取得资源。创新 ≠ 技术发明近年来，各级领导都强调创新，但是出现了一些误解或误导，就是不要一提到创新就想到革命性的高技术发明，或者说用战略性的新兴产业去取代所有原来的制造业。

另外，是要发展战略性的新兴产业。不但是技术创新，制度创新、管理创新、经营模式创新也是重要的创新。

我认为，政府主要的职责是为企业搭建一个好的舞台，创造好的经营条件。我们许多干部也说企业是主体，但政府是企业的主导，这样就会有问题。

现代制造业跟传统的制造业相比，有什么特点呢？现代制造业的附加值很高，它的附加值来自于哪里？是来自台湾的施正荣讲的微笑曲线的两端，前端就是研发RD、设计等一些活动，后端就是在渠道管理品牌营销、售后服务，包括消费性的售后服务，也包括金融的售后服务等等。第二，它对一个企业给予倾斜，其实就打击了其他企业，也许你扶起来一个企业，但你扼杀了成千上百个企业。这两端都是服务活动，只不过在统计上所统计的仅仅是独立的服务业企业，在制造业内部的服务性活动的附加值是高的，但是统计不进去，所以如果你以政绩为目标，它就会忽视制造业内部的服务活动造成的效率提高。比如当时提出来的和后来一直强调的——要依靠服务业的发展，要提高服务在整个经济活动中的比例。

第三是动力，动力来自何处呢？诺贝尔奖获得者诺斯有一句话讲得非常精辟，他说，激励的要点，就是要让任何个体或企业对社会的贡献和它取得的回报相一致，如果不是这样，那么企业或个人就会去傍政府，因为政府手里有资源，这样就会破坏了激励机制。关键是按照另一个诺贝尔奖金获得者的说法，他把索洛余量叫人力资本，也就是有知识、有技术的劳动力

企业应该把握住这一点。只要能够提高效率，不在多少，不在高低，只要能够提高效率、提高附加值、提高盈利率，就是实现我们的增长模式的转变。

我们许多干部也说企业是主体，但政府是企业的主导，这样就会有问题。要为企业搭好舞台无疑，政府在改革和发展中都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在中国，政府手中还是掌握了大量资源。

过去政府总是把它认定的最好的企业扶着，叫慈父主义。进入 吴敬琏 的专栏 进入专题： 慈父主义 。我认为，政府主要的职责是为企业搭建一个好的舞台，创造好的经营条件。第二，它对一个企业给予倾斜，其实就打击了其他企业，也许你扶起来一个企业，但你扼杀了成千上百个企业。

我一再引用里根总统时期的美国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波什教授的一句话——不管是硅芯片还是土豆片，只要能赚钱就是好片。另外，是要发展战略性的新兴产业。

比如当时提出来的和后来一直强调的——要依靠服务业的发展，要提高服务在整个经济活动中的比例。其实，不管是哪一个行业，只要是能够提高效率，都是实现经济增长模式转变的重要内容。

最近一年多以来，政府加强了自己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中的作用，取得了一些效果，可是效率太低，成本太高。第三是动力，动力来自何处呢？诺贝尔奖获得者诺斯有一句话讲得非常精辟，他说，激励的要点，就是要让任何个体或企业对社会的贡献和它取得的回报相一致，如果不是这样，那么企业或个人就会去傍政府，因为政府手里有资源，这样就会破坏了激励机制。